「那一年，我繞過了大半個地球，獨自來到古巴。遊古巴本來最期待的是它那掛着最後共產主義烏托邦旗幟的面貌，誰料最後讓我最難忘的，卻是它的唐人街，和我在唐人街裏遇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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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不少美洲國家一樣，古巴Havana的唐人街又稱「華區」，西文是Barrio Chino。唐人街與遊人處處的國會大樓只一街之隔，但遊客卻出奇地稀少。本來，我也只是打算茶餘飯後去逛一逛，哪知一去，就是好幾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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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講廣東話既人佔咗古巴人口嘅十分之一。』在華區老人之家認識的陳伯伯說：『一九五九年革命，啲人先走晒！』若你對拉丁美洲華僑的歷史略知一二，就會記得當年鴉片戰爭後，不少華人被流放到中南美洲各國當苦力，一代接一代，落地生根，成就了一個又一個的華人社區。而古巴，就曾經是拉丁美洲裏華人最多的國家。不過，曾經繁盛一時的古巴華區，卻沒有像秘魯等地般越擴越大。時過境遷，當初輝煌的十多萬華人，現在已剩下百多人而已，風光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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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係呢度六十幾年喇。』在華區認識的另一位伯伯（我忘了他姓甚麼）說。伯伯也是香港人，六十多年來沒回過鄉，不知道自己在香港還有沒有親戚。我跟他走在一起，說起他愛吃的臘腸與豆腐，其他公公婆婆都以為我是他的孫女。伯伯說他以前住元朗，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從香港去大陸是否還要划船」。我告訴他，現在去大陸有火車、有巴士，又把手機裏僅有的元朗照片展示給他看，他一臉的驚訝。我猜，他印象中的元朗，大概就只有幾片農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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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位祖藉台山的婆婆，見我手上的人民幣上印著毛澤東的樣子，就迫不及待地問我『現在去中國，是不是已經不能再用印有蔣介石頭像的紙幣』。我倒是很有興趣看看印有蔣介石頭像的紙幣到底長甚麼樣，婆婆說，她明天拿給我看。看著他們，我終於知道什麼叫做跌進『時間的裂縫』。這群公公婆婆，無論是認知或是感覺，都被停留在那一年 —— 『一九五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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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在古巴人或是華僑口中都會常常聽到的年份。那年，古巴社會主義革命，為這小島國的歷史揭開了新的一頁。國家一夜之間變成共產，華區裏本來那輝煌的餐館、商店、戲院等，一下子全都被國有化，華人都嚇得落慌而逃。而那逃不了的一群，就默默地留在這個對外封鎖了大半個世紀的小島上，一轉眼，就是好幾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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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至今，大半個世紀已經過去。古巴還是老樣子，但一群華僑移民們卻都走到了生命的最尾一章。縱使他們的生活都簡單而安好，每天在老人之家也有兩餐溫飽，閒時也有三兩知己一起打麻雀，但看到他們待我像孫兒般那份熱情時，很難不覺得心酸。而我，也想起了已在天國那最疼我的婆婆和嫲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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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了他們後的數天，我在夏灣拿華區的故事也就一匹布般長。當了公公婆婆們幾天的「孫兒」，陪他們打了幾轉麻雀，跟他們去老人之家，也聽他們說了不少屬於古巴華僑的故事。看著他們談起過去那淡淡然的眼神，雖說不上是憂傷，卻是婉惜，也是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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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香港後，我一直有和一些在那時候認識、講廣東話的的古巴華僑有聯絡。像是 Antonio（李永康），一位祖籍新會、那時候六十多歲、從未回過鄉的古巴老華僑。我倆機緣巧合地在「龍岡親義總公所」老人之家內認識，而我在古巴的時候，Antonio就帶我走訪區內的華人建築，到訪當地的華人市場，告訴我華區當年繁盛的點滴，和那些祖宗被『賣豬仔』到古巴的故事。
及後有這麼的兩年，Antonio還會親自寄聖誕卡到香港給我。這份漂洋過海、相距約一萬五千公里的情誼，大概是我這些年來收過最美好的聖誕禮物。」

（後記：那年離開古巴的時候，我把我身上僅有與香港有關的物件都留給古巴華僑了。哪怕只是一張年曆卡，一張十蚊紙，一雙筷子，都夠他們都聊上好幾個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