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當日是人生中最能被稱為冰天雪地的一日。因為和一間原本約好的大學失去聯絡，那日一清早就和另一個隊員出去叩門。一次又一次的和大學職員洽商，但能找到都只是清潔工人或管理員，一句「放假」就可以什麼預約都歸零的塞爾維亞。縱然我們四人（和導遊和司機）是行走在市中心的街頭，但大雪像是下雨一樣的瘋狂落下。一向沒有人清理的積雪，依舊令人寸步難行。那時的我雖然沒有手套，但現在已不太記得凍到以為會凍傷的感覺，只清楚記得和隊員分享的那個來自香港的暖包。

在落雪和積雪游動了大半小時，終於到達原定約好的貝爾格勒大學門前。因大學的位置和酒店不算太遠，所以大學大樓的建築其實已路過多次。但當你預感這座大門不會為你而開時  頓然再熟悉的外貌也變得陌生。預約仍舊是被取消了，但那個時刻卻讓我們遇上這位老人。

我們在大學的正門遇到他，大學的大堂印象中是灰灰暗暗的，雖然設計是古典仔細，但到處都仿佛有種舖了一層灰燼的感覺。身在其中，猶如回到二戰後的塞爾維亞一樣。我們偶然遇到的老人，他自稱是這所大學的職員，當時正在大堂和管理員談話，剛好遇上白撞的我們。他身材很高大，我都不過是勉強到他膀頭般高。也許是因為天氣冷，又或者整個貝爾格勒也充滿這樣氣氛，但他半白的頭髮和鬍鬚、單調樸實的大衣，和他低沉的眼神，使他和整個地方都很一致，帶著抑壓但凜然的氛圍。但當他聽到我們是來自香港，他的眼神突然發光了。他主動帶我們到處參觀，穿梭於那些不熟悉、像是被時間封鎖了的建築。又緩緩地帶了我們到大學的一個小小咖啡室，跟相熟的店員寒暄了一陣子。然後他就讓我們圍坐在其中一張銀白色、圓圓的桌子旁，要聽我們的故事。我們心中其實是有點焦急想回去安排新的行程，但因他的盛意拳拳和自我的節奏，我們眾人都不好意思打斷他。他緩緩地開始說起自己的故事（我現在已忘了他說了多久），但清晰記得的是他聽我們分享前來的原因時那專注眼神，記得那杯熱茶在凍僵的手的溫度。

我們約定他下午會帶其他學生再前來，但因他那份緩緩的反應和語言上的障礙，其實我那時心裡有一點怕又被「放飛機」的不安。但他確實接收到我們的信息。下午他準時站在門口迎接我們一群三十人的熱鬧隊伍，因為那時正是假期，所以我們都沒有見到任何學生，整座校園都是寂靜無聲的。我們的人在如此的環境顯得特別吵吵嚷嚷、急速和熾熱。但這位老人仍然保持自己的速度，慢慢的、以不小至聽不到，但也不大至響遍走廊的聲量去介紹這所大學。他介紹走廊中建築學系的模型，介紹這所學校的設計。他很熟悉這所校園  但介紹中亦充滿了隔離感。他自己也曾經是這所大學的教授，是冷戰期間建築學系的學生。而這一科也是這所貝爾格勒大學其中一個最有名的學科，以至入口的三座大門所代表的三個學科中，其中一個就是建築學。但在冷戰的緊張氛圍，加上當年南斯拉夫的複雜局面，他的身份就是一個南斯拉夫人，而他亦不能認同另一個。隨著南斯拉夫逐步的瓦解，他換了三次國藉，亦因政局的變化而被大學所厭棄。他最終和家人分開，大學不許他再當教授，也不讓他離開這個新的國家，因此現在他是個「職員」，但沒有學術上的認可，亦沒有身份上的認同，只被困在這所大學、這個國境中。即使是塞爾維亞強調要家庭團聚的聖誕假日，他也仍是獨自一人在這個校園遊蕩。縱然如此他仍然認為，他不能宣稱自己對這個新國家有什麼歸屬感。

當我們完成了校園介紹，他卻不作聲的走了。我想要追著他給他感謝卡和請他拍照，就獨自一人跑去找他的工作室。我們上午前來的時候他也帶我們到過他的工作室，在這所設計複雜而又不熟悉的建築中，我不怕自己會迷路，但我心中卻有一把聲音覺得我會再找不到他。繞了數條走廊和長梯  我終於再次找到他的工作室，那一刻我真的有一種發現密室的感激和興奮。我敲了門進去，再一次踏進這個小小的空間。曾經一度的首都大學教授，現在只有一個在樓與樓之間、如閣樓一樣的小房間。裡面放了一張書枱，正前方的牆則掛了一幅水松版，上面有些郵卡、地圖和相片。我焦急的將禮物交給他   並告訴他我們想和他拍照，但他只默默的接過禮物放在桌上，然後叫我坐下。我心裡想著在外面等候我的團隊，但與我的心急相違，我聽他所講坐在他旁邊的一張椅子上。他緩緩的告訴我，他的父親曾經到過中國，告訴他中國有很多有趣和不同的事物。他一直記在心中，但因自己的身份問題，他從不能如願出國，從不用提渡洋來到中國。所以當他知道我們來自香港，他沒有用命運或緣份這些字眼，但他表示很感動和感激。他將我給他的香港郵卡掛在他的水松版上，又找出一本應是八十年代的大學校刊打開給我看，他的名字被列為教授之一的一份名單。他圈起自己的名字，然後又找出一本建築學的書，書本很厚、很重，而我亦完全沒有概念裡面的內容，但他在首面簽了自己的名字，又用塞爾維亞語寫了我的名字和一行字，然後將兩本書都送給我，我很驚喜，不停對他說謝謝，更答應他回到香港一定會再寄一張香港的郵卡給他。他沒有說什麼，只是笑一笑。不安的直覺再次湧現，使我覺得今次我真的不會再見到他。我還記得那一刻，我們坐在那間狹窄、只靠窗邊的陽光照亮的工作間。

之後我們一同出去大堂會合其他人，他半笑的說他不喜歡拍照，因為他不懂笑，但因我們堅持就與我們拍。之後我們要趕去見另一個臨時約見的組織 ，我們就分別了。我很愧疚，因為回到香港我拖了半年才寄出給他的郵卡，但這個偶然的相遇一直扣在我心中。我曾嘗試在網上搜尋他的名字  想找找有沒有這個人仍然存在的痕跡但我什麼也找不到。我在郵卡上寫了回郵地址，但直到今天我仍沒有收到回信。如果他真的收到這張郵卡，也許他也會像當時一樣，默默的收下，然後掛上那張水松版上吧。

從塞爾維亞回到香港半年，我終於用笨拙的方法查出他在書頁上寫的那一行字—「Little Lady」。當日我在他身邊同行，這是他不時見不到我時無緣無故所改的名字。直到今日他那孤寂的身影和那所近乎像牢獄的大學校園仍然歷歷在目。

如果有人會到這個校園 ，請幫我向他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