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暖氣、沒有玩具、沒有教育的機會、每餐只有食物殘渣，這是Izidor Ruckel在羅馬尼亞孤兒院長大的經歷。「你能想像因為你做的一件簡單的事情而被毆打嗎？ 你能想像看到你的朋友死於飢餓嗎？ 或者因為生活對他太殘忍而放棄生活的人？」現年43歲的Izidor回憶起他的童年道。
1980年出生的Izidor是當時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下誔生的一代不被需要的孩子。這個黑眼睛、黑頭髮的男孩因為右腳受到未知的感染而變形，在半歲大的時候就被父母遺棄。 「六個月大的時候，我生病了，我的父母帶我去醫院接受治療，但我並沒有康復反而感染了小兒麻痺症。我的父母帶我去了另一家醫院，但他們再也沒有回來。」Izidor對英國媒體BBC說。
出生後的三年他住在羅馬尼亞西北部城市錫蓋圖馬爾馬切伊 （Sighetu Marmaţiei）的一個殘障兒童機構。當同齡幼童在父母的陪伴下開始邁出第一步學會走路，嘗試進食固體食物時，Izidor卻仍然仰臥在病床上，從瓶子裡吮食稀粥。
三歲時，他的缺陷被診斷為「無法治癒」，被轉移到鎮另外一家為無法康復的兒童提供服務的家庭醫院。儘管裡面曾經住過多達500人，這座水泥堡壘裡沒有發出任何孩子們玩耍的聲音。童年時，他經常站在三樓病房的窗戶，凝視著一個被鐵絲網圍起來的空泥場。
與住在醫院的人一樣，Izidor在每餐只有幾乎無法食用的淡味食物，長桌上赤身裸體的孩子們敲打著他們的碗。 他在擁擠的房間長大，他的孤兒同伴們不停地搖晃身體，或是打自己的臉，或是尖叫。 失控的兒童透過未經消毒的針頭服用成人鎮靜劑，而許多生病的兒童則接受未經篩檢的輸血，感染乙型肝炎和愛滋病毒的孤兒多不勝數。
「從我們有記憶的那一刻起，我們只知道我們沒有同理心，沒有感情或情感，我們過着呆板單調的生活。我們就像需要被關在籠子裡的野生動物。」Izidor說，他在11歲的時候被一個美國的家庭收養離開孤兒院。
「如果我沒有未到美國，我應該會流落街頭或者死去。有許多孤兒被排除在政府的制度外，在羅馬尼亞的小鎮上如果見到有大人不斷前後搖擺身體，我就知道他們和我一樣都是在孤兒院長大。」他說。
【一個充滿孤兒的年代】
Izidor和其他羅馬尼亞孤兒的出現要追溯至1960年代。二戰後這個東歐國家建立共産政權， 1966年當時的統治者Nicolae Ceaușescu為了振興經濟，頒布了770法令（Decree 770）。 他認為大量人口有助推動經濟，於是該法禁止墮胎和避孕，商店被禁止售賣避孕用品，墮胎者和幫人墮胎的人都會被判刑。 每對夫婦規定最少要有4個小朋友，同時對少於5個孩子的家庭徵收稅，生育了10人以上的女性則被政府賜予「英雄母親」的稱號。
政策推出一年後，羅馬尼亞的生育率大幅上升，女性平均生育數量從1.9上升到3.7。但想像中的經濟繁榮並沒有發生，反而造成了一個個可怕的社會問題。反墮胎法推出後，伴隨的是大量的地下墮胎手術，不少孕婦命喪在手術台上，羅馬尼亞更成為當時產婦死亡率最高的歐洲國家。另外，國家的醫療水平亦無法跟上大幅上升的嬰兒人口，有經驗的婦產科醫生和育嬰設備不足，大量嬰兒出生不久後就死亡。
而且礙於經濟困難和疾病理由，不少父母遺棄了自己的孩子，許多兒童淪為孤兒。在Nicolae 執政期間(1967-1989)，每年大約有一萬多名兒童被遺棄，為了管理這些孤兒，政府興建了數百所孤兒院並寫著：「國家可以比你更好地照顧你的孩子」。
一直到Nicolae倒台後，這些孤兒院的真實情況才被傳媒揭發，1990年，美國ABC New制作的紀錄片Shame of a Nation震驚全球。根據英國The Guardian報道，當時的孤兒只要到了 3 歲，醫院便會按照其身體狀況將他們分為三個類別：「可治癒」、「可部分治癒」和「無法治癒」，再送到不同的地方居住。被認為長大后可以做工人的兒童會得到衣服鞋子和食物，也能在兒童之家裹面接受教育。但被認為對社會無用的殘疾兒童就被安置在特殊的孤兒院。而孤兒院普遍存在人手不足，護工素質低下，經費不足的問題，兒童大都處於沒人管的散養狀態。
事實上，許多只有小毛病，甚至沒有病痛的兒童都會被歸類為「無法治癒」，受盡非人道對待。共產黨罪行調查部（Institute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Communist Crimes）估計，在 1966 年至 1989 年間，約有 1.5 萬至 2 萬名兒童因此而死亡。
儘管興建了數百間孤兒院，每個護理員仍要照顧10到20個孩子，有的甚至達到40個。這種情況下，嬰兒無法得到適當撫養和照顧，他們就像流水線上的零件，一個個地被放在一塊方形布上被包裹起來。 不僅居住環境惡劣，這些嬰兒一天有20多個小時單獨躺在小床上無人理睬，他們可以與人接觸的時間只有餵食和換尿布的時候。這種接觸，也只是護理員機械式的動作和冷漠的表情。
正常的嬰兒會用哭聲來表達他們的需求，但這些嬰兒卻不會哭泣。不管是餓了、尿床了、還是無聊了，嬰兒們最多只能發出痛苦的呻吟，或者用頭撞床的金屬杆。
英國記者Bob Graham是其中一位採訪羅馬尼亞孤兒院的記者，他回憶道當時的採訪有兩件事讓他永遠難忘：氣味—惡臭和尿味以及沈默。
「通常當你進入一個充滿孩子的嬰兒床的房間時，你會想到噪音或哭泣，有時甚至是嗚咽聲。但即使孩子們醒著，什麼聲音也沒有。」他說。 「他們躺在小床上，有時一張床上兩個人或三個，他們的眼睛盯著某一個地方，十分安靜。這很奇怪。」
這位記者寫道工作人員似乎忽略了這班孩子，他們的房間裡沒有玩樂和舒適的空間，小朋友沒有書、玩具或繪畫。「兒童、嬰兒被當成農場動物一樣對待…」他說。「至少動物們也有足夠的勇氣發出聲音。」
【真正的命運扭轉】
當羅馬尼亞孤兒院的慘況被曝光不久後，這些孤兒院得到了來自全世界的慈善捐款和領養申請，數千名羅馬尼亞孤兒被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地的家庭收養。即使進入新家庭，這班孤兒卻無法擺脫悲慘的童年。
研究指出人類大腦的認知、語言和社會發展有一個短暫的敏感期。如果在這個時期缺乏刺激，與人交往的社會能力以及大腦的執行功能，例如注意力調節和情緒管理，可能會終身受損。而許多羅馬尼亞孤兒被領養後很長的一段時間都無法與養父母交心。
1991年被一家來自南加州聖地牙哥（ San Diego, Southern California）的美國家庭收養的Izidor亦面對過這個問題。剛到美國時，他的養父嘗試幫他扣上安全帶，Izidor立即扭動身體並大喊大叫，擔心自己被束縛了。「當時我想回羅馬尼亞，我很生氣，我變得痛苦。其實家裡的環境我是可以適應的，但我的心已經習慣了機構的生活。」這位羅馬尼亞人說。
Izidor在2001年回到羅馬尼亞，去見了他的親生家人希望為他童年的遭遇尋找答案。他的親生母親問他的美國養父母有沒有傷害他，或教他乞討，並追問有關他在美國的工作和工資的詳細信息，並詢問他是否願意為家人建造一棟新房子。他說：「我們回到了我長大的機構，我試著藉認識我的媽媽去理解她當時的決定，不幸的是，並不是每個人都想成為父母。 」
為了彌補過去的過錯，羅馬尼亞政府多年來逐步關閉孤兒院，並改變兒童福利制度。去年六月，羅馬尼亞家庭部部長Gabriela Firea宣布，政府打算關閉所有孤兒院，並將兒童轉移到家庭式住宅。目前該國的孤兒院有近 47,000 名兒童，其中 6,000 名等待收養。
「關閉國內所有安置中心 — 即所謂的孤兒院 —- 是我們的首要利益，以便讓由國家照顧的兒童在基金會或家庭中過上更好、更溫暖、更友好的生活。」她說。
2002年，Izidor出了一本書Abandoned for Life 講述了他作為一名被遺棄的羅馬尼亞孤兒並隨後被美國家庭收養的生活。之後，他投身慈善工作，在不同地方演講去推動孤兒權益。目前，他正籌備一部自傳，希望用他的故事製作一套微電影和短片系列，以提高人們對孤兒和孤兒院問題的認識，以及探討受創傷的兒童和家庭如何能夠找到治癒方法。
「我希望我的生活不僅僅是另一個『孤兒故事』。相反，這個故事可以透過教育大眾有關孤兒和被收養者的問題，為數百萬弱勢兒童帶來真正的改變。」
參考資料
Izidor: https://www.instagram.com/izidorstory/
https://www.romania-insider.com/romania-plans-close-orphanages-2022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0/07/can-an-unloved-child-learn-to-love/612253/
https://izidorruckel.com/meet-izid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