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地革命常被描述為西半球規模最大，亦是最成功的奴隸叛亂。 海地的黑人奴隸們在1791年發起了叛亂，在十二年間他們不僅成功結束了奴隸制，更推翻了法國作為殖民者的控制，重奪屬於海地人的自由和獨立。然而，海地革命的過程和影響比字面複雜更多，在歷史上人們對這件事件的解讀亦遠遠不只是一場革命而已。

在十八世紀，聖多明哥（當時的海地）是法國最富有的海外殖民地，它為法國創造的收入比英國所有13個北美殖民地還要多。這些財富主要來自島上由奴役所生產的糖、咖啡、靛藍和棉花。當時的聖多明哥有著五個主要團體和角色：白人種植園主——他們擁有種植園和奴隸；「小白人（petit blancs），他們是身在當地的白人工匠、店主和教師。剩下的三個群體則是非洲後裔，包括自由的人、奴隸和逃亡者。在1789 年，海地大約有3萬名自由黑人，奴隸人口則接近50萬。逃跑的奴隸被稱為maroons，他們用盡各種方法脫離奴隸的生活，逃到山區深處並靠自給自足的農業為生。 

在海地革命爆發之前，當地已經有悠久的奴隸叛亂歷史，被奴役者從來不願意屈服於他們的地位，並多次嘗試以人數上的優勢（10比1）去推翻虐待者，殖民官員和種植園主則想盡一切辦法來控制他們。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遠在法國的人民鬥爭為世界各地的被欺壓者驗證了人權、公民權和參與政府的新概念，這也感染了聖多明哥一些革命運動同時誕生。聖多明哥的奴隸取材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中給予各殖民地地方自治權的聲明。當時在聖多明哥，這段憲法被解釋為僅適用於種植園主階級，將「小白人」排除在政府之外。然而，它允許擁有大量財產的有色人種Mulatto的自由公民參與。當時的法國政府亦對進口到殖民地的物品徵收高額關稅，並禁止殖民地種植園主與任何其他國家進行貿易。種植園主對法國和這些決策非常失望，因此許多身在聖多明哥的白人起初都支持獨立運動，並引發了種植園主、自由黑人和「小白人」之間的三邊內戰，同時這三個群體亦將被代表大多數的黑人奴隸所挑戰，因為儘管種植園主和「小白人」呼籲獨立，但他們仍然受惠於奴隸制，不願意主動將自由和人權還給被奴役多年的人。

在前奴隸Toussaint l’Overture的領導下，被奴役者於1791年8月21日開始行動，起來反抗種植園主。叛軍不斷擴大所奪取的殖民地面積，雙方的暴力事件也不斷擴大。在這些暴力對抗中，50萬黑人中有10萬被殺，4萬白人中有2.4萬被殺。雖然傷亡慘重，但奴隸們成功擊退法國軍隊和後來抵達的英國軍隊。到 1801 年，Overture 再將革命擴展到海地以外，帶領奴隸征服了鄰近的西班牙殖民地 —- 現時的多明尼加共和國。他廢除了殖民地的奴隸制，並宣布自己為整個伊斯帕尼奧拉島的終身總督。1804年1月1日，另一位海地開國元勳Jean-Jacques Dessalines 宣布國家獨立，並將其更名為海地。法國是第一個承認其獨立的國家，海地因此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黑人共和國，也是西半球第二個從歐洲列強手中贏得獨立的國家，僅次於美國。

【以暴易暴的正義性？】

在現時的學術文章和歷史解說中，不少人都會定性海地革命同時是一場「白人的大屠殺」，因為當時海地奴隸的目的是消滅或趕走幾乎所有海地白人，只有少數白人獲得特赦，如波蘭前士兵、少部分德國殖民者和醫生和專業人員，革命結果造成大約7.5萬名法國白人死亡。甚至革命領袖Dessalines 也沒有試圖向世界隱瞞當地的實況。在1804年4月8日的官方公告中他寫道：「我們向這些真正的食人魔以戰爭還戰爭，以犯罪還犯罪，以暴行還暴行。我拯救了我的國家，我為美洲報仇。」Dessalines認為消滅海地白人是必要的政治之舉，因為他們對黑人和自由有色人種之間和平造成威脅，甚至Dessalines的秘書也曾如此記載：「我們的獨立宣言應該用白人的皮膚當羊皮紙，用他的頭骨當墨水瓶，用他的血當墨水，用刺刀當鋼筆！」

在西方眾多記錄海地革命的畫作中，不少都以黑人的殺戮為主體，並且被殺害和逃亡的白人顯得無助和痛苦，將黑人描繪成暴力的肇事者而不是受害者這種趨勢至今在世界許多地方仍然存在。有學者提出在這些藝術和文學創作中，創作者只著重於革命和殺戮發生的歷史瞬間，卻忽略了白人在實行奴隸制多年以來的暴力、傷害和不人道。

自1697年開始，法國統治下的殖民地的勞動條件極為艱苦，也導致 18 世紀奴隸的死亡率極高。 在革命開始之前，聖多明哥至少有 50 萬黑人奴隸因過度勞累和剝削而死亡。被強行運送到該島近90萬的奴隸，其平均壽命只有三年，而在殖民地出生的人的預期壽命則只有十五歲。

在當時的一些外來官員和外國人的描述中，他們仔細形容了聖多明哥的殖民者如何對奴隸實施一些最殘酷的酷刑，其中包括焚燒和活埋他們；切斷四肢、耳朵和其他身體部位；使奴隸流血致死； 將他們釘在牆上和樹上，以及各種形式的性侵犯，稱之為「瘋狂的放蕩」。更有文獻指出一位名叫加利費特的種植園主的可怕罪行，報告說「他習慣於砍斷奴隸的腿筋」，他的種植園因地牢而聞名，園主會讓不能行走的奴隸們「躺在水中，因濕氣抑制了血液循環並死於寒冷」。就連一些法國軍官也對自己的同胞所為感到震驚，曾經在當地服役的Jean-Pierre Ramel將軍承認法國人不分青紅皂白地屠殺黑人，包括那些沒有公開叛亂的黑人：

「我們在聖多明哥淹死的人是誰？ 在戰場上被俘虜的黑人？ 不是；是陰謀家嗎？ 更加不是！沒有一個人被定罪：但只因一個簡單的懷疑、一份報告、一個模稜兩可的供詞，200、400、800、多達1500名黑人被丟進海裡。我看到這種情況發生，並對此提出了申訴。」

75,000法國軍隊在革命中的死亡與超過50萬名黑人在奴隸制中被殺是不成比例的，然而，在十九世紀，很少媒體或主流意見會承認這種差異。即使一些當代報道承認海地革命是世界歷史上創造自由和平等的挑戰，但他們也會引用這些記錄黑人殺害白人的畫作和以「大屠殺」為題記錄這段歷史。這些畫作已經成為大眾的默認圖像，在視覺上直接助長了一種刻板印象，即黑人的憤怒是社會暴力的根源，而不是他們對社會暴力根源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