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語言是一個令人著迷的話題，它的多元性是世界上眾多國家都難以比擬，而每個人所用的語言背後也隱藏著那人和國家當刻的歷史、處境、目的和未來。沒有一種語言的使用是出自偶然，亦沒有一種語言不帶複雜而互相衝突的立場。
南非大約有 34 種歷史悠久的語言，現存活躍的語言有 30 種，科桑語（Khoesan）有四種已滅絕。歷史學家認為在十萬多年前，南非就有人類活動的存在，非洲（很可能是東非）被視為現代人類的誕生地，因此南非語言的歷史比地球上幾乎任何地方的語言都要悠久。
幾個世紀以來，南非的官方語言都是歐洲語言 ── 荷蘭語（Dutch）、英語、南非荷蘭語（Afrikaans），然而至少有 80% 人口使用非洲語言，但這些語言卻在制度中一直被忽略。直到1996 年，南非的民選政府並沒有將原來的歐洲語言移除，但是選擇將非洲語言的地位提升至同等，其中曾經在種族隔離期間被囚禁和流放的南非法官Albie Sachs，他後來受邀參與新憲法的草擬，有份提出這個南非獨有的方案：「只用兩句，我們就解決了南非語言爭鬥的基本困境，我們相信沒有一種語言比任何其他語言更重要。」現時該國擁有多達十一種官方語言，這是民選政府和其總統納爾遜·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對新生南非作為「彩虹國家」的願景，新憲法終於對該國所有主要語言給予官方保護。這只是南非語言最表面的一層故事。
【英語與南非荷蘭語：在壓迫者與另一壓迫者的語言間選擇】
在南非歷史中，使用英語和南非荷蘭語的人之間的衝突和競爭是南非白人歷史的核心，同時亦是南非黑人多年來的哀歌，是痛苦中的無奈選擇。
追溯至1600年代，最初的歐洲定居者主要使用荷蘭語，並從南荷蘭方言演變成今天的南非荷蘭語（Afrikaans），直到英國人在 1822 年取得了南非的控制權，並宣布英語成為學校、教堂和政府的語言。隨著英帝國主義的發展，當時的南非荷蘭人從 1836 年開始北上，當他們不用英語授課時，他們才用荷蘭語接受教育，直到1925 年他們才重新獲得以南非荷蘭語授課的權利。從那時起，英語和南非荷蘭語再次在法律上處於平等地位。南非荷蘭人視他們的語言為他們文化獨特性的主要象徵，甚至為它建立了一座南非荷蘭語的紀念碑——這也許是世界上唯一一個語言紀念碑。
然而，以上只是反映了身在南非的白人之間的爭端，但佔南非人口70%的南非黑人則要在這個語言政局中選擇較有利和不可憎的一方。
在南非荷蘭人當權的日子，當時的政府強行將 200 至 300 萬黑人重新安置在「部落家園（tribal homelands）」，他們聲稱每個部落都能有自己的家園，並處於不同階段的「獨立」。但事實是這些所謂保護區大部分位於偏遠貧瘠地區，造成遠比城市嚴重的貧窮、營養不良和高死亡率。種族隔離計劃的設計者更為黑人建立一個單獨的教育體系，單純以方言進行的教育從未過於小學六年級的程度。到1955年，當地中學聲稱以50-50為基礎的英語和南非荷蘭語教學，但由於當時黑人教師培訓學校均以英語授課，當地缺乏精通南非荷蘭語的黑人教師，這使得這項政策僅在26%的學校中推行，意味著政策只是流於文字，實際並不能執行，黑人學生仍然無法進級。政府後來更將方言逐漸納入大學教學，黑人從一開始就看到了這個計劃背後「分而治之」的動機，因此一直反對這項政策。
整體而言，相對學習南非荷蘭語，南非黑人一般都想要學習英語作為更廣泛交流的語言。英語傳統上在金融和教育領域享有更高的威望，被視為屬於城市的國際語言；相反，南非荷蘭語則被視為農村的民族語言。當時自由派以及多數黑人報紙都會使用英語，南非荷蘭語則是勞工局、警察和監獄的語言，因此份外加強非洲黑人對其的反感。然而，由於部落群體傳統上是透過語言來定義，當人們只能與同部落的人同住，這意味著他們並沒有渠道與其他群體的人接觸，種族隔離政策亦為學習英語帶來了障礙。即使在城市地區，黑人的學校、住宅和工作場所也經常在法律下與其他種族分開，他們沒有機會與以英語為母語的人自由互動。此外，學校老師所能講的主要是非洲英語，對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來說幾乎難以理解。加上明顯不公的資金分配（政府每年在每個白人學生身上花費1075美元，在每個黑人孩子身上花費114美元），黑人學生很多時候沒有課本、沒有椅子、沒有電，這種狀況影響不只是英語的教學，更拖慢了黑人群體的完整教育。
【因語言而起的衝突與怒火】
在南非荷蘭人當道的民族主義和種族隔離時代，南非荷蘭語經常作為「壓迫者的語言」佔據政治空間。白人群體利用南非荷蘭語進行霸權、歧視、統治和鎮壓，以至1976年爆發針對南非荷蘭語的抗議和衝突。
社運人士 Patric Mellet 曾評論1976年抗議的起因：「人們被迫使用一種語言。它成為學校唯一的教學媒介，你會聽到南非荷蘭語的命令，聽到南非荷蘭語的辱罵性語言，然而你還被教訓你理應從中學習這種語言。因此，年輕人很自然就會說：『讓南非荷蘭語見鬼去吧。』」那一年，南非黑人對種族隔離和南非荷蘭語的仇恨在索韋托達到了頂峰。二月初，那裡的一個學校董事會因抵制南非荷蘭語的強制推行而被解散，抗議活動從那所學校開始，並在教師、家長和學生的支持下在幾個月內蔓延到其他學校。
6月16日，15,000名學生在街上遊行，舉著寫有「黑人不是垃圾箱——南非荷蘭語很糟」等口號的橫幅。其中一次抗議遊行中，警方向一群學生開槍，造成 172 名黑人（其中許多是青少年）被警察打死。人民的憤怒引發幾乎在南非每個城市和村莊的叛亂，罷工導致企業倒閉，影響已經遠遠超出語言的糾紛。終於政府允許個別學校董事會可以選擇教學語言，百分之九十九選擇了英語。
因為這段歷史記憶，直到今天南非荷蘭語仍然經常與使用南非荷蘭語的人（南非荷蘭人）聯繫在一起，並被視為「白人語言」。甚至於2015 年和 2016 年再度引發 #AfrikaansMustFall 抗議運動，針對南非荷蘭語霸權以及該語言「去殖民化」的必要性。
值得留意的是，縱然南非荷蘭語充滿白人政治色彩，但今天超過一半 (50.2%) 的南非荷蘭語使用者是有色人種，40% 是白人，9% 是黑人，只有 1% 是印度人，因此它並不完全是只有白人使用的語言。並且有大量的文獻都反映出，來自外地的奴隸和土著科伊科伊人（Khoikhoi）都影響了南非荷蘭語的形成。幾個世紀以來，它受到了非洲本地語言以及英語、法語和德語等其他歐洲殖民語言的影響，因此作為一種語言，本質上它既是征服者的語言，又是被壓迫者的語言。
【復興本土語言與學習實用語言的掙扎】
儘管黑人有強烈的動機學習英語，但這也只是出於實用性，而非歸屬感。自種族隔離結束，人民如何看待和使用他們的語言又是一個新的命題。
作為擁有十一種官方語言的語言多元國家，南非擁有一個龐大的人口至少精通兩種語言。根據 2001 年人口普查，南非人平均使用 2.84 種語言。超過 1100 萬南非人在成長過程中講祖魯語，但很少有人將其作為第二語言（意即非母語使用者），而在商業環境中使用祖魯語的人則更少。由於過往的政策蓄意以非洲方言限制黑人的地位上游，因此有部分人仍然抗拒全面使用非洲語言作教學或商貿用途。祖魯語的結構亦相對繁複，例如數字八和九的單字非常長，因此說祖魯語的人通常會將特定字眼改用英語單字，加上與許多本地語言一樣，祖魯語欠缺網路時代的詞彙，因此令這種語言的發展速度不如英語。
另一邊廂，南非亦有部分群體正在尋找提升當地語言讀寫能力的方法，作為消除殖民遺害的手段。一位當地語言提倡者 Phiwayinkosi Mbutazi 開始了發明祖魯語詞彙的運動，並希望這些新詞能使祖魯語流行起來。他已經構思了 500 多個單詞，例如 buyafuthi（回收，原文意思是“帶回來”和“再次”）。
幾個世紀以來，南非的不同語言在人們的工作、移民、教育、城市化、居住的地方、友誼和婚姻之間被混合而變化。因為語言的流動性，不論是有意識或沒有意識，南非人大多在溝通中都會有「語碼轉換（Code switching）」的情況 — 即是在一次對話或一句句子中使用多種語言。在南非，語言和政治、歷史緊密相連，它們所代表的遠超於單純的溝通工具，更是盛載著南非人民的悲喜與愁。
參考資料：
https://www.sahistory.org.za/article/afrikaans-language-black-and-coloured-dissent
https://theworld.org/stories/2013-12-09/afrikaans-zulu-south-africas-languages-have-stories-t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