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鏡頭對抗不義：南非的傳奇黑人記者

在2024年的1月1日，當全世界歡慶新一年的到來之際，南非卻被傳奇記者Peter Sexford Magubane離世的悲痛所籠罩。

享年91歲的他，在種族隔離時期開始了他的攝影記者生涯。他以相機紀錄了南非長達46年的種族隔離政策的罪惡和黑人群體的反抗，同時也見證了該國在第一位黑人總統曼德拉（Nelson Mandela）帶領下實現的民主進程。

儘管經歷多次入獄、中槍17次、家園被燒毀、兒子被殺害，這位勇敢無畏的黑人記者仍然選擇冒著生命危險去用他的鏡頭去記錄歷史。他曾經將相機藏在空心麵包、空牛奶盒甚至《聖經》中，使他能夠秘密拍攝照片。

「我不想離開這個國家去尋找另一種生活，」他在 2015 年告訴英國媒體The Guardian。

「我要留下來，用我的相機作為我的槍來戰鬥。不過，我並不想殺死任何人，我只想廢除種族隔離制度。」

南非總統拉馬福薩（Cyril Ramaphosa）形容他為「傑出的攝影師」，並稱讚他「值得最高的讚譽」：「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拍下歷史性的照片，記錄我們爭取自由的鬥爭… 以熱情拍下了我們的國家和曼德拉總統早年的時光，這種熱情既來自於他內心的感受，也來自於他透過鏡頭所看到的一切。」

「即使有人試圖摧毀他的意志和阻止他從事攝影工作，他永遠不會放下相機… 遺憾的是，在我們慶祝國家取得自由的三十週年之際，他不幸地離開了我們。當我們重新審視我們的自由之旅和民主制度的進展時，他留下的照片將成為我們反思的重要一部分。」他說。

「願他的靈魂安息。」

【鏡頭下的不義】

1938年出生的Magubane 在索菲亞鎮（Sophiatown）長大，這是一個距離南非最大城市約翰尼斯堡市中心（Johannesburg）約 5 公里的多種族共存貧民區。

從青少年時期開始，他就生活在種族隔離的嚴格控制之下。1948年，南非推出一系列種族隔離政策（Apartheid），目的是保障少數白人的權益。當時，由白人領導的政府將居民分為四個種族：黑人、白人、有色人種和印度人，並在教育、醫療、海灘、住宅和其他公共服務方面實行種族隔離政策。其中，黑人的權利和自由遭受嚴重打壓，引發了一系列的反抗示威。

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中成長，Magubane找到了自己作為攝影記者的使命。1954年，他閱讀了《Drum》雜誌對種族隔離影響的詳細報導，決定加入其中。儘管他沒有新聞經驗，但他從司機和信差的工作開始，憑藉著他的熱情和才智，在六個月的後成為攝影師，開啟了他的攝影生涯。

除了紀錄南非的重大政治事件，他的鏡頭總是聚焦在那些生活在壓迫下的黑人身上。1955年，Magubane生活的索菲亞鎮被拆除，重建成白人居住的市郊。當時警察將6萬居民趕出家門，包括他的的家人，強行遷移離市中心19公里的索韋托（Soweto），區內基礎設施簡陋貧困問題十分嚴重。他在小鎮的生活和照片後來成為他幾本書的主題。

長達40多年的種族隔離政策中，其中一項讓人垢病的法例是「通行證法」(pass laws)，要求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種的公民在指定地區以外活動時，必須隨身攜帶通行證，嚴格限制人身自由。這項法律原本只規範男性，後來擴及女性，遭到強烈抗議。

1956年8月9日，南非2萬多名婦女在首都普勒托利亞(Pretoria) 聯合大樓(Union Buildings)前集會遊行，抗議「通行證法」(pass laws)限制黑人婦女的行動自由，參與的女性在時仼總理的辦公室門口留下1萬2,000份請願書，靜默30分鐘。Magubane亦有參與這次遊行，記錄了婦女在反對種族隔離鬥爭中的作用，其中許多照片都收錄在他 1993 年出版的《南非婦女：她們為自由而戰》（Women of South Africa: Their Fight for Freedom）一書中。

在他為婦女拍下的眾多照片中，他最滿意和著名的是 1956 年拍攝的一張照片：一名白人女孩坐在一張寫有「僅限歐洲人」使用的長凳上，而她身後是戴著貝雷帽、繫著圍裙的黑人女傭為她梳理頭髮。這張照片反映了當時黑人婦女為白人家庭打工的日常，亦是種族分隔的象徵。

「當我看到「僅限歐洲人」時，我知道我必須謹慎行事，」Magubane回憶道。「但我沒有長焦鏡頭，所以我必須走近她們。但我沒有與那個黑人女傭或小孩互動，因為我拍照時從不徵求許可。我曾在大屠殺中工作過，我周圍有數百人被殺，你不能請求許可。」

「如果有人感到受到侮辱，我會道歉，」他說。「但我想要這張照片… 拍照時我是一頭沒有感情的野獸。只有在我完成任務後，我才會想到我周圍的危險，以及降臨在我的同胞身上的悲劇。」

【無聲的抗爭】

在種族隔離期間，這位黑人攝影師不僅僅是歷史的紀錄者，同時也承受了許多打壓。1969 年，他被派去報道普勒托利亞監獄(Pretoria Central Prison) 外的一場示威活動而被捕。當時監獄裡關押著曼德拉的妻子溫妮·曼德拉(Winnie Madikizela-Mandela) 和其他21 名反種族隔離人士。

Magubane曾被單獨監禁了586日，他回憶道：「你看到的唯一一個人是警衛，他會說：『別跟我說話，』」之後他在沒有任何正式起訴的情況下被釋放，但受到了一項禁令，阻止他繼續攝影工作。1971 年 3 月，他因涉嫌違反禁令而再次被捕，並在監獄中度過了 6 個多月的時間，其中更被單獨監禁了 98 天。「一隻鳥會飛過來停在窗台上。當我站起來時，它就會飛走，我每日所想的就是成為那隻鳥。」

1975年禁令到期後，這位記者回到報館工作，他形容為「死而復生」。一年後，他報導了震驚世界的索韋托起義（Soweto uprising）。當時，數千名黑人學生抗議政府強行規定黑人學校以南非荷蘭語（Afrikaans），南非少數白人統治者使用的語言，作教學語言而舉行大規模示威。

在6月16日的和平示威游行中，白人警察強行驅散人群，并開槍射殺了一名13歲的男孩Hector Pieterson，該日子後來成了新南非的青年節，以紀念在起義中犧牲的年輕人。這場起義成為南非爭取民主的關鍵時刻，警方向年輕抗議者開槍，造成至少176人死亡，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憤怒。

Magubane的照片向世界講述了這場殘忍的殺戮：「當我抵達索韋托時，年輕的抗爭者不允許我們給他們拍照。我告訴他們：『這是一場鬥爭；沒有紀錄的鬥爭就不是鬥爭。讓他們（攝影師）捕捉到這一刻，讓他們拍下你的奮鬥，那你就贏了。』」

他當天拍攝的照片被出版成書《索韋托 1976：恐懼的果實》（Soweto 1976: The Fruit of Fear），以紀念這場慘痛事件。他拍攝的眾多震撼人心的照片中，有一張是兩名婦女走在塵土飛揚的街道上，其中一名婦女的腹部有一個子彈造成的大傷口，她們的臉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因為我的照片，全世界都看到了正在發生的事情，」這位記者說。

他在報導時和其他黑人記者被警方拘留近五個月。他因為拒絕交出他拍攝的索韋托起義照片而被警察毆打並打斷了鼻子。在監獄裡，Magubane的房子更被燒毀，但沒有人受到指控。出獄後他繼續成為政權的目標，1985年，在一名學生領袖的葬禮上，他腰部以下中了17槍，他奇蹟般地生還；1992年，他同樣身位攝影師的兒子在索韋托慘遭殺害。

但Magubane仍然選擇留下來繼續拍照：「我會留在這裡，用我的相機對抗種族隔離。」

1990年，南非面對內部紛擾、政府面臨即將破產的狀況和國際批評的危急局勢，時仼總理戴克拉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決定走向民主。他釋放原本被判終身監禁、並已經服刑 27年的曼德拉，以及其他反對派政治人物。1994年更舉行了不分種族的民主選舉，最終曼德拉贏出，成為南非首位黑人總統，結束40多年的種族隔離制度。

而在曼德拉出獄後Magubane就被任命為他的官方攝影師，直到他成為總統。他最喜歡的曼德拉照片是他獲釋幾個月後在自己 72 歲生日派對上跳舞的照片：「你可以看到他眼中閃爍著自由的喜悅。」

過去幾十年，Magubane出版了超過20本書，舉辦多場展覽，並獲得了 7 個榮譽學位和無數獎項。1999 年，曼德拉授予總統功績勳章給這位攝影師時說：「由於Peter在種族隔離的黑暗日子裡表現出的勇敢和勇氣，他不僅成為世界各地數千名記者的希望之光，也成為我們國家數百萬人民的希望象徵。」